4、清代海外貿(mào)易是坐等送貨上門
中國以大陸東南邊緣為主海岸線。夏季，南、東南和西南風吹向東南沿海；冬季，東南和南方受到來自北、東北、西北的大陸風。夏季，海上吹來的季候風把取道馬六甲海峽、望加錫海峽和巽他海峽的帆船帶到廣州；春季，東北季候風又把帆船推離廣州。在以風力為船舶動力時代，廣州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外貿(mào)海港城市。
16世紀初，葡萄牙攻占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的馬六甲，船隊隨即駛入南海，于1517年（正德12年）抵達廣東屯門。遠道而來的葡萄牙水手們被海風吹拂出了渾身煞氣，明朝地方衙門將他們視為海盜，他們不是被驅除，就是鋃鐺入獄。葡萄牙人耐心地打通關節(jié)，1557年（嘉靖36年），通過行賄手段，獲準在一個“荒島”上搭蓋篷舍，晾曬貨物。后來，這個“荒島”被稱為澳門。葡萄牙人在澳門站住腳后，把與中國貿(mào)易往來視為禁臠，像老母雞護窩一樣，阻撓其他國家和中國貿(mào)易。
1574年，福建海盜林鳳竄到西班牙殖民地呂宋，明軍把總王望高一路追到馬尼拉，經(jīng)過交流，邀請控制菲律賓的西班牙總督訪華。西班牙人應邀來華，隨后在廣州獲得通商權益。
英國早期的命運與西班牙差不多，英國商船抵達廣州附近，遭到葡萄牙船隊阻撓。那時英國已是海上霸主，做事特別蠻橫，并不把葡萄牙人當回事。1637年（崇禎10年），英國艦隊護送雙桅船駛入珠江，在廣州出售貨物，裝上生姜和砂糖離去。事后，廣州政府抱怨這場沖突是葡萄牙人挑撥所至，和英國倒沒有過多計較。
往后，荷蘭船出現(xiàn)在澳門海面，被葡萄牙人打跑。兩年后，荷蘭人在臺灣登陸，占據(jù)府城、淡水和雞籠（基?。?，派使節(jié)前往北京，要求通商，清廷的答復目空一切：準每八年遣使1次，每次得偕同4艘商船。
1684年（康熙23年），朝廷頒弛海禁令，總算把久閉的大門打開了一條縫，而且在廣東、福建、浙江和江南四個地方設立了海關。
粵海關設立之初，兩廣總督吳興祚、廣東巡撫李士禎和粵海關監(jiān)督宜爾格圖商議，將商稅和海關貿(mào)易貨稅分為住稅和行稅兩類。住稅征收對象是內(nèi)陸交易落地貨物，稅課司征收；行稅征收對象是外洋販來貨物及出海貿(mào)易貨物，粵海關征收。為此建立兩類商行，前者稱金絲行，后者稱洋貨行。從此洋貨行成為經(jīng)營外貿(mào)的專業(yè)商行。
寧波和廈門的苛捐雜稅特別高，洋商喜歡在稅賦略少的廣州黃埔港交易。這種局面是有意造成的，用稅制迫使洋商往廣州港口集中。洋商將船泊在虎門外，大班上岸，將應繳費用談妥再通知貨船進口。由于法度不完備，應繳款取決于官吏那張嘴，大班和官吏權錢交易囂張。
1702年（康熙41年）飭整頓外貿(mào)，御商作中土與洋商打交道經(jīng)紀人?？滴醯畚涔蘸?，卻不懂做生意，所說“御商”語焉不詳，洋商向官吏行賄的銀子流進御商的腰包，官吏以告發(fā)脅迫御商分利。洋商、官吏、御商間的傾軋愈演愈烈，御商作唯一經(jīng)紀人的做法吹燈了。
康熙皇帝晚年事省政寬，內(nèi)庫空虛。雍正皇帝即位后，堪稱是個摟錢的錢耙子，對內(nèi)查處拉虧空官員，動輒抄沒家產(chǎn)充盈內(nèi)庫，對外于1728年定，售與洋商貨物征收10%附加稅。1736年（乾隆元年）登極恩詔廢止這一規(guī)定，代之每艘洋人商船1950兩銀子固定課征。
1757年（乾隆22年）飭以廣州為大清惟一的對外貿(mào)易口岸，乾隆皇帝頒詔，從洋貨行選殷實者為保商，承保外船到廣州貿(mào)易和納稅等事，承銷進口洋貨，采辦出口絲茶，為洋商提供倉庫住房，代雇通商工役。保商對承保的洋商貨物享有優(yōu)先權，在其他分銷貨物的行商交不出進口貨稅時，須先行墊付。凡洋商有向官府交涉稟報的事，責令保商通事代為轉遞，并負責約束洋商不法行為。在實施過程中，有十幾家洋貨行成為半官方保商，此即十三行之濫觴。
乾隆爺下詔在廣州成立夷商館，房屋租賃給洋商，夷商館充當官方代理人，保證洋商服從政府法令，政府僅從貿(mào)易額中抽征3%的稅。乾隆爺斂財?shù)氖址?，比動輒抄家的雍正爺更具有技巧性。
十三行是經(jīng)營進口洋貨和出口土貨的中介貿(mào)易商行，為了集中管理，專門劃出地域（現(xiàn)人民南路），與海關相隔一條馬路，包括中國行號與外國商館兩個區(qū)域：中國街區(qū)有寬敞的中式建筑，里面有很多庭院，是行商公所，由政府選定有聲望的富紳當行首，稱總商。內(nèi)緊鄰中國行號的是各國商館，是供洋人經(jīng)商、居住的地方。商館在外觀建筑、室內(nèi)裝飾及生活方式上都帶有異域風情。
每個商館橫列幾排房屋，由縱穿底層的走廊連接。底層一般作庫房、華籍雇員辦公室、仆役室和廚房；二層為賬房、客廳和餐廳；三層是臥室，一般給造訪廣州的巨賈布置一兩個豪華房間。占地面積都差不多，包括花園和運動場在內(nèi)。如果僅算房屋，商館進深約400多英尺，正面約90英尺。英國商館餐廳寬敞，能安排一百多名來賓同時就餐。一半商館前面有長約500英尺、寬約300英尺的運動場。
即便處處得風氣之先的廣州，立夷商館也是新鮮事。洋商在廣州上岸，官府頭腦也發(fā)蒙，說不來這種事是禍還是福，現(xiàn)成的法子是把洋商排斥在社會生活之外。為此，兩廣總督府制定了管理夷商館章程，條款包括：兵船停泊在省河口外；洋婦不得入商館；武器不得入商館；行商不得拖欠洋商；洋商不得雇傭華籍仆役；洋商不得坐轎；洋商不得在省河游樂；洋商如有陳述，稟帖交由行商轉呈；洋商不得在廣州過冬，一俟貨物銷出，買了回程貨即回國或前往澳門。洋商入廣州要繳納三百兩銀子，離境也要繳這么多。有的條款不打折扣執(zhí)行，有的條款不可能執(zhí)行。如規(guī)定行商不得拖欠洋商銀兩。其實洋商不停地放賬，行商不停地借貸，洋商只要能按期收回本息，樂得替行商瞞著。
與夷商館打交道的是主角是保商。保商是肥差，申請入行，要繳納20萬兩銀子。保商既是承保行號的主人，也是經(jīng)紀人和房東。1745年定，外洋來廣州商船以總督指定行商中一人當保商，擔保來船應繳稅餉和船上人員行動，來船應付保商報酬。初期行商輪流作保，后改為洋商自行選任，但必須是十三行中的一家。洋商帶來的貨物須經(jīng)保商賣出，貨物脫手后，洋商一般將所得價款采辦回程貨，以茶葉為大宗，清廷對絲綢出口有所限制，規(guī)定每船不得超過175包。
十三行是大清的外貿(mào)管家，也是18至19世紀全球最富的商人。吳秉鑒在1834年的財產(chǎn)已達2600萬銀圓，是東印度公司最大債權人。富可敵國。十三行是廣州人一段唯我獨尊的輝煌史，其他口岸無法與廣州黃埔港比肩，廣州是全國外貿(mào)事業(yè)當之無愧的“一哥”。
1784年，美國的“中國皇后”號帆船抵廣州，歸國次年，美國政府在廣州設領事館，美國掀起遠航中國熱潮。年輕的國家，辦事風格透著熱情和率真。中美貿(mào)易有互補性，美國出口的大宗是皮毛，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皮毛消費市場。中國出口的大宗茶葉、瓷器、絲綢。美國對華貿(mào)易比葡萄牙晚268年，比西班牙晚209年，比荷蘭晚180年，比英國晚147年，比法國晚124年，比俄國晚217年。1792年，中美通商不到10年，美國在中國貿(mào)易額躍居第二位，僅次于英國。大西洋沿岸的大商埠紐約、波士頓、費城等逐漸形成對廣州貿(mào)易圈。美國第一代富豪中，不少是對華貿(mào)易致富的。他們把對華貿(mào)易賺到的第一桶金投到農(nóng)業(yè)、工業(yè)、金融、鐵路、地產(chǎn)，出現(xiàn)了鐵路大王、金融巨子。
常駐廣州的洋商牢騷滿腹。英國的對華貿(mào)易額最大，怨氣也最大，認為廣州沒有自由貿(mào)易的影子，洋商不過是保商擺布的房客，進口貨和出口貨都由保商辦理，而且卸下進口貨裝上回程貨，除少量現(xiàn)鈔交易，就像原始易貨貿(mào)易。有英商企圖抵制，寧可放空船回去也不買中國貨。
從18世紀歐洲近乎癡狂的“中國熱”，到19世紀的西方國家視中國為野蠻落后之地，中國在歐洲的形象發(fā)生了大轉折。如果找出這個變化的標志性事件，那么毫無疑問是馬戛爾尼訪華。
18世紀中葉后，伴隨著工業(yè)革命，歐洲在經(jīng)濟、軍事、政治、文化諸方面全面趕超中國，而東方大帝國先后衰落，先是奧斯曼土耳其，次是伊朗薩菲王朝，然后是印度莫臥兒，最后是大清。那時沒有統(tǒng)計數(shù)字，歐洲對中國的認識主要是商人和水手帶回來的傳聞、官方報告及傳教士的書簡。商人和水手的傳聞大多靠不住，官方報告稀少片面，長期生活在中國的傳教士的最有發(fā)言權，他們寄往歐洲的書簡便成了歐洲人認識中國的核心文本。神化了中國的是那些渴望推翻封建專制統(tǒng)治的歐洲啟蒙思想家，他們急于打破中世紀桎梏，根據(jù)需要對傳教士們的書簡裁剪取舍，于是近乎神話的中國呈現(xiàn)在歐洲人面前。
馬戛爾尼是帶著歐洲“中國熱”的余溫上路的，1792年（乾隆57年）抵達天津，要求覲見乾隆皇帝，呈遞英王信件，獲準在熱河避暑山莊晉謁。禮節(jié)上，馬戛爾尼堅持不三叩九拜，最后與禮部達成的默契是，在車上插寫有“英吉利貢使”的小旗兒，“貢”字表明英國也屬于大清的朝貢國，滿足了大清的虛榮心；覲見時不磕頭，一個膝蓋打彎。在大清，這個禮節(jié)是下人見主子的通常程序，通常叫“單邊跪”。
在避暑山莊，馬戛爾尼晉謁乾隆皇帝，要求包括：減輕廣州貿(mào)易的限制和苛征；開放寧波、舟山、天津為通商口岸，租借舟山附近海島屯貨；割廣東省城附近一處居住英商。乾隆爺認為，這些統(tǒng)統(tǒng)是無稽之談，在給英王喬治三世的信中，把馬戛爾尼視為狗屁不通的二桿子，說：“天朝物產(chǎn)豐富，無所不有，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。特因天朝所產(chǎn)茶葉、瓷器、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，是以加恩體恤，在澳門開設洋行，俾得日用有資，并沾余潤。今爾國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陳乞，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。念爾國僻居荒遠，間隔重瀛，于天朝體制原未諳悉，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詳加開導，遣令回國。”
大清留給馬戛爾尼的印象相當糟糕。他認為以自然經(jīng)濟為基礎的農(nóng)耕中國完全不知道國際貿(mào)易是怎么回事，也不存在西方的那種自由貿(mào)易規(guī)則。使團途經(jīng)大運河、贛江、北江，穿越中國腹地，在70多天的旅程中，仔細觀察了“乾隆盛世”的真實模樣，發(fā)現(xiàn)很多地方與馬可波羅描繪的大相徑庭。回國后，副使老斯當東公布了一份婉轉記錄，對中國狀況的真實描寫，很大程度上顛覆了傳統(tǒng)認識。隨著使團其他人的記錄出版，激烈批評中國，中國在歐洲的形象急劇惡化。
馬戛爾尼訪華23年后，英國再次派使節(jié)使華，肩負著與馬戛爾尼相同使命，只不過心氣兒不一樣。英國剛戰(zhàn)勝法國，在歐洲所向無敵；產(chǎn)業(yè)革命把英國變成世界工廠，英國比過去更迫切地想打開中國市場。然而，這是比馬戛爾尼更糟糕的經(jīng)歷，嘉慶帝寫給英國攝政王的信是：“嗣后毋庸遣使遠來，徒煩跋涉，但能傾心效順，不必歲時來朝，如稱問化也。俾爾永遵，故茲敕諭?！贝笄宀粴g迎英國人。乾隆時給英國人的那點親切感隨著嘉慶皇帝的粗暴表態(tài)徹底消失。
英商和保商長期相頡頏的局面毫無改觀，英國公司企圖集體對抗課稅外的勒索，由于缺乏組織，成為沒有牧人的羊群。中國出口商品價格不斷攀升，絲綢價格上漲25&，茶葉價格上漲55%。而鴉片價格下跌15%，棉花價格下跌9%，英國制造品價格更普遍下跌。
連載（四）2017-3-10（25-30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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