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黨時期,柏烈偉發(fā)起,李大釗、陳獨秀、維經斯基建立共產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的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,名為社會主義者同盟。參加過同盟的鄭佩剛說:“社會主義者同盟的性質是屬于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的組織,當時凡進行社會主義宣傳的人,不分什么派別,都可自愿參加。一個名叫關謙的北洋政府密探,在密報中提到柏烈偉多次參加會議,介紹蘇俄情況,介紹無政府主義分子赴蘇俄考察,并捐款資助旅費?!?/span>
柏烈偉做的最重要工作,是由他搭橋牽線,李大釗與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接上了頭。據(jù)包惠僧回憶:維經斯基等“初到北京,人地生疏,無法展開工作,后來通過蘇俄大使館的關系,才找到北大俄文教授鮑立維。鮑立維原是白俄,是同情十月革命的。十月革命后,中國與蘇俄建立了外交關系。優(yōu)林大使來中國,鮑立維為了他的職業(yè),才與蘇俄大使館建立聯(lián)系?!卑萆f的鮑立維即是柏烈偉。
1920年2月,李大釗送陳獨秀離京后,赴天津與南開中學學監(jiān)姜般若、南開中學學生胡維憲、章志等醞釀建立社會主義者同盟。柏烈偉參與此事。冬季,維經斯基的秘書馬邁耶夫夫婦與鮑羅廷到上海、武漢等地。在武漢,陳潭秋和包惠僧接待了他們。維經斯基在上海寫的一封信中提到:“現(xiàn)在實際上我們同中國革命運動的所有領袖都建立了聯(lián)系,雖然他們在漢口、廣州、南京等地尚未設代表處,但我們在那里的工作可以通過一些朋友即當?shù)氐母锩吡⒓吹玫椒从场T谶@方面我們采取了一些措施。在漢口,我們有可能吸收一位編外副教授參加我們的工作,此人在中國生活好幾年,通曉中文(畢業(yè)于東方學院),是柏烈偉教授推薦的。”
維經斯基來到中國后,就找李大釗。為何不找陳獨秀呢?張國燾是這樣說的,楊明齋后來對他說:“他們的使命是要聯(lián)絡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人物,但不知找誰好。他們從少數(shù)俄僑口中探得了一些五四運動的情形,知道現(xiàn)居上海的陳獨秀是這一運動的領袖,而上海又是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中心,因此他向維經斯基建議立即去上海找陳先生。他雖對陳先生亳無所知,但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必須找有學問的人才能號召。維經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議,因而找到北大俄國籍教員柏烈偉作介,首先認識李先生,再拿著李先生的介紹信到上海去找陳獨秀?!睆垏鵂c還解釋說,“李大釗介紹維經斯基他們去找陳獨秀時,似乎並不知道他們的秘密使命?!?span lang="EN-US">
通過張國燾的話可以判斷,張國燾也不了解李大釗與伯爾曼早就認識,不知道柏烈偉在1920年初介紹霍赫洛夫金(荷荷諾夫金)去找李大釗商議在中國創(chuàng)建共產黨之亊。
據(jù)《天津黨史大事記·1919年》,1919年10月,伯爾曼、繆勒爾在天津與李大釗、黃淩霜商議在中國設立俄國通訊社事。說明伯爾曼與李大釗熟悉,向維經斯基推薦去找李大釗,因為最早認定李大釗為“卓越的馬克思主義者”的是伯爾曼。當時伯爾曼任俄共(布)遠東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副主任,向下屬介紹情況是份內亊。所以維經斯基一到北京,就去找李大釗。
維經斯基到京后,經柏烈偉的介紹,得以與李大釗會見。參加會見的除了維經斯基本人外,還有他的夫人庫茲涅佐娃,秘書馬邁耶夫夫婦,翻譯楊明齋等。會見的地點是北京大學圖書館。
維經斯基和李大釗談了些什么,沒資料,也不會像張國燾說的那么簡單,“李大釗介紹維經斯基他們去找陳獨秀時,似乎並不知道他們的秘密使命?!本S經斯基未來華前,李大釗與俄共(布)的派遣人員伯爾曼、繆勒爾、霍赫洛夫金等有所聯(lián)系,他也對霍赫洛夫金作出建黨的承諾,所以他不會對維經斯基的使命麻木到一無所知。
李大釗為何推薦維經斯基找陳獨秀?一般認為,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,陳獨秀不及李大釗,但組織能力及膽色,稍強于李大釗。
張國燾說:“我第一次會見維經斯基是在1921年1月間,他帶著陳獨秀先生去廣東前所寫的介紹信,和當時接替陳先生任上海支部責任的李漢俊的信,到北大圖書館來找李大釗先生和我。這兩封信里都曾說明維經斯基是可以深談的同志”?!拔液途S經斯基在李大釗先生的辦公室用英語會談好幾次,多數(shù)是李大釗先生和我兩人都在座,有時是我一個人,還有一次是北京支部全體黨員共同參加的會談。我們所談論的問題很了廣泛,如共產黨人的基本信念、組織原則、共產國際成立經過、中國革命運動的發(fā)展等等。”
段祺瑞政府嚴禁過激主義宣傳,凡是蘇俄人士,個個有“過激黨”的嫌疑。在這種環(huán)境之下,在北洋政府的皇城腳下,維經斯基不可能說過頭話,頂多開些座談會,而且基調溫和。
李達說,維經斯基“到北京以后,首先訪問了李大釗同志為首的許多進步人士,舉行過幾次座談會,許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參加了。因為蘇俄政府第一次對中國宣言(即廢除帝俄政府與中國政府所訂的不平等條約),剛傳到中國,很多社會團體都表示熱烈的歡迎,所以一聽到蘇聯(lián)人來到北京,大家都感到高興。維經斯基在幾次座談會上,報告了蘇聯(lián)十月革命以后的實際情況及其對外政策。當時李大釗同志等對于這位好朋友,很誠實的和他交換意見,至于那些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,只帶好奇心,參加了一兩次座談會,以后和他疏遠了?!?span lang="EN-US">
李大釗同維經斯基決不僅是一次會見,而是有一段接觸過程,重要的是交換意見。李達說:“當時李大釗同志等很誠懇地和這位好朋友(維經斯基)交換了意見?!苯粨Q意見的重要內容是建黨問題。李大釗同維經斯基見面后的又一項內容是談俄國對華政策。維經斯基來華和《加拉罕第一次對華宣言》有密切關聯(lián),蘇聯(lián)遠東外交委員會抄送蘇聯(lián)第一次對華友好宣言譯電,時間為1920年3月24日。宣言稱:“勞農政府把中東鐵路礦產林業(yè)等權利及其他由俄羅斯帝國政府,克倫斯基政府,土匪霍爾瓦特、謝米諾夫,和俄國軍人律師資本家所得的特權,都返還給中國,不受任何報酬。”
維經斯基知道該做什么,及時宣傳加拉罕第一次對華宣言。李達說:“因為蘇聯(lián)政府第一次對中國的宣言(即廢棄帝俄政府與中國所訂的不平等條約),剛傳到中國,中國很多的社會團體,都表示過熱烈歡迎。所以一聽到蘇聯(lián)人來到北京,大家感到特別高興?!?/span>
在李大釗支持下,維經斯基多次舉行座談會,報告十月革命后的實際情況及蘇俄的對華政策。經過一段活動后,維經斯基把注意力轉到上海。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,而上海是產業(yè)中心,聚集著眾多產業(yè)工人。李大釗推薦陳獨秀擔任建黨的最高領導人。
據(jù)羅章龍回憶,維經斯基離開北京前召開會議,在會上講了話。李大釗簡明致詞,說:我們這些人只是幾顆革命種子,以后要好好耕作,把種子栽培起來,將來是一定會有收獲的。
維經斯基何時到上海?陳公培在《回憶黨的發(fā)起組和赴法勤工儉學等情況》說,1920年五一節(jié)前,他參加陳獨秀組織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活動時,維經斯基也參加,說明維經斯基5月前就在上海。石川禎浩的《中國共產黨成立史》引用1920年4月19日上海日本諜報機關《上海電第38號間諜通報》:“波塔波夫從其頭領塔拉索夫(維經斯基化名)處得到資金,作為當?shù)氐倪^激共產黨人,正在開展活動?!睋?jù)此可推斷,維經斯基在4月19日前已到上?;顒?。
1920年6月,維經斯基寫給上級的信中談到,“目前,我們主要從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團體聯(lián)合起來組織一個中心組織”,群益書局是《新青年》的出版機構,可以作為核心,把這些革命團體團結在它的周圍。維經斯基認為,中國已具備建立共產黨的條件。他在信中說:“中國革命運動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動分散。”為了協(xié)調和集中各個組織活動,他已經委托陳獨秀向各地的革命者發(fā)出信函,“以確定會議的議題以及會議的地點和時間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