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董所著《陌生的老路》連載之十一
2021年1 月 12日 第39 — 42頁
第二章 去產能化的需要
不必諱言，中國政府所說的“走出去”，既有風光靚麗的一面，也有甩包袱的一面。甩包袱就是消化產能過剩。產能過剩指社會總生產超過社會總需求，導致供求關系失衡，出現經濟危機信號。市場經濟靠市場生存，如果市場體量不足以承載產能壓力，就只有消化現有產能，通過“一帶一路”擴大周邊市場體量，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手段之一。或者說，中國企業(yè)“走出去”，既是“被迫之舉”，也是順應時事。
1、科爾奈反思：為什么總是產能過剩
過去中國習慣用出口換外匯。上世紀70年代后，發(fā)達國家筑起貿易保護壁壘。中國的對應招數是直接投資，根據關貿總協(xié)定國民待遇原則，外國企業(yè)可在投資接受國直接從事生產、銷售活動，不受海關限制。國際直接投資還可實現間接避開發(fā)達國家貿易壁壘的目的。如上海針織有限公司在毛里求斯設廠生產，該國不受歐共體進口配額的限制，故產品可全部銷往歐洲。1976年，中國在港澳和東南亞等地有少量直接投資。但有計劃在海外直接投資，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開始的。
上世紀80年代初，改革開放起步，不僅政府官員，就是百姓心里也發(fā)熱發(fā)燙，想掄圓胳膊干一場。但從計劃經濟跳入市場經濟有個過程，人們常說在游泳中學習游泳，以為在游泳池嗆幾口水，就能在大江大洋撲騰了。那時，從高層決策者到經濟學界學者，知識背景都不夠。
上世紀50年代，在社會主義陣營中，蘇聯(lián)是中國的老大哥，一批東歐國家是中國的小兄弟，這個陣營搞的都是計劃經濟。后來覺得有問題，東歐國家率先發(fā)難，60年代鬧布拉格事件，轟轟烈烈，最終沒戲。后來東歐國家步子趟大了，在原有計劃經濟框架加入點市場機制，但也沒有把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基礎。1985年，中國人覺得僅學習東歐的改革經驗不夠，也要學習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。
1982年，中共十二大政治報告中對計劃經濟傷筋動骨，提出以“計劃經濟為主體，市場調節(jié)為補充”。1984年10月，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《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》，指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。在當時條件下，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的傳統(tǒng)觀點，為后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提出作了鋪墊。其實，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，但那時官方有些羞澀，正式文件中沒用“市場經濟”這個詞。盡管如此，這是正確而艱難的轉折，從這時起，經濟軌道就逐步轉到市場經濟上了。
產能過剩是上世紀80年代，甚至更早以前中國經濟典型特征。20世紀80年代，中國出現產能過剩問題，典型的話是“一抓就死，一放就亂”。所謂“亂”，就是全國各地一哄而上，重復建設。那時很多人以為白色家電的產能過剩是市場問題，可在上世紀80年代，企業(yè)連承包制都沒有實行，國家輕工業(yè)部只審批了5家冰箱廠商，而1985年擴充到42家。要知道，同年中國才開始實行城市企業(yè)改革。
1985年9月2日清晨，“巴山”號游輪駛出重慶朝天門碼頭，前往武漢。這艘船剛下水，額定載客80人，以2人標準間為主，配套有會議、休閑功能，相當于三星級賓館。歷時6天的宏觀經濟管理國際研討會在船上召開，后來，把這次會議稱為巴山輪會議。
巴山輪會議召開的背景是，1984年第四季度，中國發(fā)生銀行信貸失控，投資猛增，消費增長過快，物價上漲幅度達10%。如何看待宏觀經濟形勢？應該采取什么對策？黨和國家領導人認為，中國經濟走到了一個關鍵點，何去何從，面臨抉擇。
新中國成立后，中國政府重視引進外國智力。從1949年至1960年，中國從蘇聯(lián)聘請3萬余名專家。后隨著中蘇關系惡化，以及“文革”爆發(fā)，中國聘請外國專家的工作陷入低谷。直到改革開放后，這一情況才得到改變。1983年7月8日，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提到，要利用外國智力，請一些外國人參加到中國的重點建設及其他方面的建設中。隨后國務院于當年頒布《國務院關于引進國外人才工作的暫行規(guī)定》，中國政府聘請“洋顧問”工作重新啟動。
中國領銜者為81歲的前國家計委副主任薛暮橋，經濟學圈內，許多人想方設法上船聽會，因為請來的外賓非同小可，有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、198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?托賓，那句“不要把所有雞蛋放到一個籃子里”的講述者。還有英國劍橋大學教授阿來克?凱思克勞斯。牛津大學安瑟尼學院高級研究員弗拉基米爾?布魯斯，聯(lián)邦德國證券抵押銀行理事長奧特瑪?埃明格爾，南斯拉夫經濟改革執(zhí)行委員會委員亞歷山大?巴伊特，日本興業(yè)銀行董事小林實等。
有一位與會外賓是匈牙利經濟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爾奈?亞諾，他曾經擔任聯(lián)合國發(fā)展計劃委員會副主席，著有《經濟管理中的過度集中》（1957）、《反均衡論》（1971）、《短缺經濟學》（1980）、《增長、短缺和效率》（1982）等。論名頭，沒有前面說的的那幾位大，而在東歐劇變之前，他參與共產黨政府的體制改革，絞盡腦汁企圖挽救瀕于崩潰的經濟，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毛病看的比較清楚。
中國政府和經濟界最早從學術的角度關注到產能過剩問題，是在科爾奈的《短缺經濟學》一書中。針對匈牙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弊病，科爾奈創(chuàng)造了投資饑渴癥、擴張沖動、父愛主義、軟預算約束等學術名詞。由于科爾奈對社會主義經濟有較深刻的見解，巴山輪會議邀請他來演講，要知道，此次會議連中央最高領導都派秘書前來聽會。
巴山輪會議會期不長，給中國經濟發(fā)展間接提出治理方向，中國人初次知道什么是好的宏觀經濟管理，什么是眼前該做的事。巴山輪會議后，中國政府和經濟學家密切觀察著經濟運行，看得越來越明白，投資饑渴、擴張沖動，在計劃經濟時代就有，不是市場經濟的特征，發(fā)展中國家在經濟變遷過程中的會加劇這個現象。但是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作為發(fā)展中國家，其特有的經濟制度加劇了產能過剩。
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產業(yè)鏈中，普遍偏重工業(yè)，有嚴重的金融抑制政策。社會主義國家想短期內超越發(fā)達國家，以為自己和發(fā)達國家的差距就是產業(yè)結構，因此想提高重工業(yè)的比重，而重工業(yè)需求投資，于是在銀行普遍國有的情況下人為的壓低存貸款利率。同時，社會主義國家的銀行結構一般以大銀行為主，這樣的銀行業(yè)結構不利于中小企業(yè)融資，有利于規(guī)模較大的國有企業(yè)融資。投資門檻低，使得發(fā)展中國家容易出現潮涌現象，此時社會主義國家的貸款成本低，銀行業(yè)產業(yè)結構又不合理，這樣國有企業(yè)投資成本自然就低，加劇了潮涌現象。
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(yè)存在預算軟約束。所謂預算軟約束，就是私人企業(yè)投資失敗了，投資者會破產，而國有企業(yè)投資失敗了，有國家兜底，所以國企投資往往會不計成本。
以上兩條是造成社會主義國家產能過剩更加嚴重兩條普遍原因，科爾奈率先總結出這些現象。盡管他把丑話說在頭里了，但在中國，事情有些麻煩，由于地方政府的競爭以及層出不窮的腐敗問題，地方政府補貼新興產業(yè)，同時采用地方保護主義，進一步加劇了產能過剩問題。
在東歐劇變前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大多屬于消費結構快速變化的發(fā)展中國家，而在發(fā)展中國家中，特別容易出現產業(yè)潮涌現象，所以產能過?，F象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顯得特別突出。
預算軟約束是科爾奈在《短缺經濟學》中提出的概念，指政府支配財政資源的行為缺少硬性制約，不僅適用于政企關系，也適用于政府與納稅公民間的博弈關系。公共財政領域內的預算軟約束，意味著身為出資人的公眾無法有效控制財政資源的流向和用途，而身為代理人的政府實際上壟斷著支配財政資源的自由裁量權。在預算軟約束的情況下，如何花納稅人的錢，幾乎完全取決于政府官員的個人偏好。
政府官員中，追求個人收益最大化的“理性經濟人”為數不少，面對公共財政資源，將公共財政變?yōu)椤俺燥堌斦?。在許多地區(qū)，不管財政狀況如何窘迫，政府官員的工資和各類行政開支總占財政支出的大頭。維持相對體面的生存水平后，會將公共財政變成“政績財政”，即打造政績工程，獲取官職升遷機會。官員的自利傾向使得“吃飯財政”和“政績財政”占財政資源的大部分，剩下的殘羹冷炙才被用于改善民生，也就是教育、衛(wèi)生、治安等公共服務領域。公共財政的本質是民生財政，投資于公共服務應當是主要流向，但只要預算軟約束存在，就不可避免地蛻變?yōu)椤俺燥堌斦?，“民生財政”反而被邊緣化?/FONT>
在發(fā)展中國家，隨著居民收入增長，大眾消費支出會發(fā)生結構變化，比如紡織、家電、煤炭、鋼鐵、房地產，不同于發(fā)達國家國家廠商創(chuàng)新，制造新的產業(yè)創(chuàng)造消費。發(fā)展中國家的廠商容易辨別哪些行業(yè)賺錢，廠商投資的行業(yè)沒有創(chuàng)新門檻，大家短期內都可以通過簡單投資生產線，就可以輕易扎堆進入新行業(yè)，于是就出現了所謂的潮涌現象。
潮涌現象是廠商短期內瞬間進入同一行業(yè)投資。90年代初，很多地方扎堆投資紡織、家電、化肥行業(yè)。到90年代末，這些行業(yè)紛紛倒閉。甚至沒有企業(yè)，僅僅政府，也會一窩蜂投資某一行業(yè)，比如90年代、2000左右各地政府建各種高新技術開發(fā)區(qū)。
潮涌現象指過度的剩余生產能力引起的投資過熱、國際收支不平衡等突出問題。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表示：“在中國，政府應明確政策信號，穩(wěn)定貨幣，控制升值的幅度。而釜底抽薪之策還是防范投資潮涌現象，避免不斷涌現過度的剩余生產能力?！?/FONT>
宏觀經濟理論分新古典和凱恩斯兩個主要流派。前者強調市場作用，認為靈活的價格調整使信貸、投資、消費、儲蓄自動平衡。后者則認為經濟嚴重失衡時，應強調財政政策作用，以積極的赤字財政直接創(chuàng)造投資和消費，這樣才能啟動市場，消化過剩產能，增加就業(yè)。
新古典和凱恩斯理論在發(fā)達市場經濟中提出，對發(fā)達國家政府宏觀治理有指導意義，但是對中國這樣快速發(fā)展的發(fā)展中國家而言，則有明顯局限性。在發(fā)達國家，政府除了維持物價穩(wěn)定及經濟、金融市場有效運行，不應制定產業(yè)政策，不應干預企業(yè)投資。而發(fā)展中國家產業(yè)升級的特點，決定了會不斷出現投資潮涌現象，并導致經濟頻繁波動，也決定了政府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。
發(fā)達國家的產業(yè)位于世界產業(yè)鏈的最前沿，下一個熱得燙手的新產業(yè)會是什么，企業(yè)并沒有共識，政府也不比企業(yè)擁有更多的信息，產業(yè)升級只能靠各企業(yè)憑自己的判斷，自己做投資決策。其中只有少數投資會成功，整個經濟的產業(yè)升級就靠這些少數成功的企業(yè)來拉動。
發(fā)展中國家的產業(yè)處在世界產業(yè)鏈的內部，產業(yè)升級中，企業(yè)對哪個產業(yè)有前景，有發(fā)達國家的經驗作為參考，英雄所見略同，同時投向相同的產業(yè)，于是投資潮涌會像波浪一樣，一波接一波出現。每一波開始時，企業(yè)有很高的投資回報預期，金融機構也認為是好項目而競相支持。此時，靠提高幾個百分點的市場利率不足以打消企業(yè)的投資沖動，也難以抑制金融機構的資金支持熱情。然而，等到企業(yè)投資完成，不可避免地出現嚴重產能過剩，導致企業(yè)普遍開工不足、市場價格下跌、大量企業(yè)虧損破產、銀行呆壞賬急劇上升的嚴重后果。
如果政府遵循新古典理論，不指導企業(yè)投資，完全依靠市場利率升降來調節(jié)投資，國民經濟很可能出現一個產業(yè)接著一個產業(yè)的投資過熱和產能過剩，進而出現頻繁的經濟周期波動和金融危機、經濟危機。
中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規(guī)劃對中國嚴重的產能過剩負有直接責任。伴隨著每個五年計劃的頒布，都會有一批重要支柱性產業(yè)的規(guī)劃出臺。2009年4萬億刺激政策確定后，十大產業(yè)振興計劃推出，表明中央政府明確鼓勵和引導地方政府在某幾個特定的領域，進行大量投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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